当然，经济状况瞬息万变，德国的“软肋”还相当多，未来几年美德之间的状况完全有逆转之可能。不过，德国迄今为止在“大衰退”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这至少足以使人们放弃九十年代以来对“美国模式”的迷信，思考德国等所代表的另类模式的意义。

中国在近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虽然不断地强调“国情”，但企业乃至政府有意无意地仍然在片面地效仿“美国模式”。这表现在企业一门心思追求利润，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缺乏长远战略。各个公司争先恐后地上市套钱、“作大”，一切向资本负责，挖空心思的降低成本，使劳工利益得不到保证。这不仅引起了各种社会冲突，也难以维持企业长久的竞争力。

德国的企业则按照迥然不同的模式运作。德国当然不乏上市的跨国公司巨头，但其经济主体是家族拥有的中小企业。2009年，著名企业咨询家Hermann Simon出版了一本《隐藏着的冠军》，称世界中小市场上的领军企业，80%分布在德国和斯堪底纳维亚地区。比如，各种专业印刷机、工业链条、木器加工机械、信封制造机械、加湿器等等，最过硬的产品往往都是“德国制造”。这些德国企业，首先想的不是怎么作大、怎么扩大市场份额，而是搞明白自己是谁，即在利基市场（nitche market，也称“小众市场”、“缝隙市场”）上的角色和地位，以及怎么把东西作好。 许多德国企业并非哪里赚钱到哪里发展，并不一味开发热门产品，而往往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选择被市场忽视的产品，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专精，把产品作成世界第一。德国企业很少以倾倒廉价产品的方式占领市场份额。相反，德国货往往价格昂贵。但是，经过市场多年的大浪淘沙后，你发现最好的产品往往是“德国制造”。

这种模式和德国的金融体制，即所谓“耐心的资本”，密切相关。德国的银行并不热衷乘坐华尔街股市的过山车、上下其手谋求暴利。这些银行甚至不是哪里回报多就往哪里投资，而是和企业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给企业足够的时间慢慢经营，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另一方面，这种百年专精的企业，也必须拥有稳定的员工，大家愿意以毕生之精力从事自己的本业。德国的企业，只要稍有规模，就设立所谓“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代表多由职工选举产生。资方如果想解雇工人，必须经过“工作委员会”批准。但“工作委员会”的代表又必须对自己的“选民”（即员工）负责，甚至握有制定薪金、工作时间等等大权。这样，员工真正当家作主，资方很难解雇人。

《经济学人》发现，德国的学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学生相比能力平平，比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各国15岁学生的能力测试中，德国学生的阅读能力甚至在平均线以下。但德国工人素质则十分优异。这里的奥妙，一个在于德国的教育体制，一个在于德国的雇佣制度。德国孩子在10到11岁期间，有五分之二选择进入Gymnasium。Gymnasium是学术水准甚高的学校，也是大学生的主要供应地。剩下的学生，则在350个左右的领域内选择一项进行技术培训。这样，哪怕是中下之才，也能给塑造成称职的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因为有了稳定的工作，愿意投资在专业上进修；企业难以解雇员工，也知道员工不会动不动就跳槽，也愿意投资于员工的教育。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期，企业可以把没有事情作的员工送去培训。等经济反弹时，员工的素质大大提高，生产力大增，比较容易应付突然增长的订单。

总之，专心致志的企业，耐心的资本，稳定、敬业的员工队伍，三位一体的伙伴，以产品为中心，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利润为中心，最终形成了踏实、严谨、精益求精的德国企业精神。九十年代，许多美国的管理专家认为德国的这些中小企业经营范围狭窄，缺乏多元化，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在全球化中很快将被淘汰。结果呢？美国的制造业风声鹤唳，许多工作很容易被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所替代。但是，几十年、上百年固守本职、集中精力“练功”的德国企业，反而打遍天下无敌手。更不用说，这样的企业创造了稳定、庞大的中产阶级，也使社会变得更为和谐。

曾几何时，中国经济学家们弹冠相庆，称中国比美国更自由，指的显然是自由放任式的竞争。确实，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当灵活，企业打压工薪、解雇工人甚为容易；以GDP为目标的政府，在劳资冲突中也往往站在企业一边。另外，企业唯利是图，哪里有钱就到哪里去，用心不专，乃至出现大量企业从事房地产投机的奇观。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什么便宜就作什么的“世界工厂”，却在三十多年的强劲增长中几乎没有创造出一流的国际品牌。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正在迅速消失，贫富分化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比美国还自由”的模式自然受到普遍的质疑。德国在大衰退期间的表现，正好为寻求发展模式中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作者：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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