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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山西票号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2014-7-1 22:48:41      点击:
晋商的商业嗅觉非比寻常,当然不会让日升昌独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当机立断,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比肩而力,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毛氏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为了与日升昌竞争,他把侯家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和蔚丰厚绸缎庄一口气都改成了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马上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雷、毛两人一生交恶,雷把自己的孙子改名为雷鸿翙,而毛则一个新生孙子起名为毛履泰,意思无非都是把对方看成是“孙子”,斗气之际,就各自抱了小孩,当街遥骂,对打屁股。


在李、侯两家的引导下,平遥先后出现了22家票号,他们在全国各商埠设立分号400余个,涉及城镇77个,极远之处,北边到了包头、张家口,西边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凉州,南边到了香港,构成一张无远弗及的金融网络,号称“汇通天下”。其中,日升昌的分号有31家,蔚泰厚更达34家,为各家之最。平遥票号的示范效应让晋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机遇,其近邻的太谷、祁县也随即冒出了众多声名显赫的票号。

票号的制度创新

中国诞生股份合伙制企业是在商业繁荣的宋代——史称“合本”,比西方早了五百年左右。到了票号出现后,晋商在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制度上又有创新。因为一家票号之盛衰,与经理层的才干关系重大,所以在经营过程中,东家往往赋予大掌柜(总经理)以绝对的权限,同时在股权上予以激励性设计。

其一是股俸制。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设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个票号无论独资或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划分股本,以此为分红的依据。以平遥渠家的百川通票号为例,初始资本为16万两,一共分成10股,每股俸为1.6万两。这一股份安排及权责设计已与后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非常相似。

其二是顶身股。每个票号都根据掌柜、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份额,以此参与年终的分红,是为“顶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实资的“财股”为同权同利。惟一不同的是,顶身股不得转让,拥有者去世后,东家一般仍在一定时间内照旧给予分红,称“故身股”,大致掌柜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二掌柜者享受七年的红利,其他高级职员享受六年到二年不等的红利。这一制度近似于后世的经理层分红权激励。

顶身股


山西票号是中国工商业进入19世纪之后的最后一次重大创新。票号的出现以及富有新意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让晋商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商帮。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区一举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扬州,俨然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宽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成了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后世的“华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