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民在美遇工伤 为啥判赔6200万美元？(图)
2014-12-26 14:28:3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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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禺（左）和索大卫律师
被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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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美国纽约，时年20岁的华裔建筑工人林增光（音译）在工地工作时，意外从高处跌落，导致脑部严重受伤，经过6年诉讼长跑，纽约皇后区最高法院本月12日裁决，要求雇主赔偿林增光6200万美元，这一数额甚至超过原告要求的赔偿金额，成为皇后区史上类似案件中判赔金额最高的案件。
该案引发广泛关注，有中国网友将此案判决与国内一些案例类比，展开热烈讨论。华商报记者通过采访试图还原林增光一案判决出台的法律背景，为读者提供一些更具理性的判断。
>>对话人物：
华裔律师戴禺和美籍律师索大卫。两位律师都在纽约执业超过30年，是意外伤害索赔领域的资深律师，两人从一开始就代理林增光案，全程参与了该案的审理过程。
工地摔伤丧失劳动力，家人曾受刁难
华商报：能介绍下林增光受伤的经过吗？他现在情况如何？
索大卫：2008年，林增光所在的工程队接到一个建筑公司转包的活，为一家在建的医院大楼外墙贴铝板。施工过程中，林增光从6米多高的地方摔下，导致全身多处受重伤，包括脊柱骨折、肋骨骨折，及其颅内血肿。在医院观察期间，他脑部的血肿缩小了，所以医院没有为他做脑部手术。但他脑部的血块压迫了周围的神经，导致局部神经坏死，引发了较为严重的脑部损伤，导致他的认知能力出现问题，性情也变了。现在，他不仅丧失了劳动能力，离不开别人的照顾，还有创伤性脑损伤，精神也非常痛苦。这些年里，林家也多次被保险公司暗中跟踪，在法庭上被百般刁难，令林家人的身心都深受伤害。
业主和承包商没有为林增光提供安全绳
华商报：工伤发生已经六年了，这是一个复杂的案件吗？
戴禺：此类案件通常首先尝试和解，无法达成和解才会进入审判程序。这个案件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被告方面始终不承认林增光的脑部损伤是因为从工地摔落导致的，他们只承认在工地摔伤导致林增光身体骨折，愿意赔偿十多万美元和原告和解，而原告方面要求的赔偿是八位数字。因为无法达成和解，才进入审判阶段。这类案件一般只审一个多月，而此案审理时间长达5个多月。
华商报：法庭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戴禺：纽约州的劳工法有一条规定，任何建筑工地的业主或者一级承包商（俗称“大包”）有责任为在高处工作的工人提供必要的安全措施，比如工人身上要系安全带，还有一条安全绳固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由于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许多建筑工人是移民，这条法律主要保护的是移民工人的利益。在林增光的案例中，工地的业主“双雄地产公司”和一级承包商就没有为林增光提供安全绳。
赔偿金还没拿到，被告可能上诉
华商报：法庭判决的6200万美元赔偿分为几部分，这个是怎么考虑的？
索大卫：林增光遭遇意外时的年龄不大，又历时六年诉讼，且伤情日后还有可能发展，对他的认知、性格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无法估计的影响。考虑到这些，原告代表律师先前提出的索赔金额是5500万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用于赔偿林增光过去几年所遭受的身体和心理痛苦，剩下的3000万美元属于未来所需，另外还有6万多美元补偿他之前的医药费用。最后法庭的判决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多7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用于赔偿他已经遭受的痛苦，4200万美元赔偿他未来将面临的痛苦，并保障他未来的生活。
华商报：林增光拿到赔偿了吗？赔偿金额是否会有变化？
戴禺：还没有拿到。因为法庭判决的赔偿金额较高，被告很有可能会上诉，要等到法庭定案后原告才能拿到赔偿，这个上诉过程会很长，起码要一两年。而且二审法庭有可能会改判，受害者最终拿到的赔偿可能远远小于这个数字。
如果被告上诉失败，还可以到上诉法院再上诉，这其间被告每年都需要支付赔偿金的9%作为利息，被告也可以选择同原告和解。
林增光目前生活和治疗靠保险金
华商报：林增光受伤后靠什么生活和治疗？经济来源是什么？
戴禺：美国的法律强制雇主替员工购买工伤保险。一旦工人受伤，保险公司支付工伤保险。林增光受伤后每月能拿到原工资的三分之二，治疗费用则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
华商报：被告“双雄地产公司”的经济能力能否确保他们支付这笔赔偿？法庭能否强制执行？
戴禺：据我们了解，“双雄地产公司”所购买的保险金额足够支付这笔赔偿金，一旦法庭做出终审判决，被告的保险公司就会支付这笔赔偿，不会出现被告赖账的情况。
华商报：林增光及其家人对判决结果怎么看？
戴禺：原告方面对判决结果比较满意，但美国媒体的也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扰和压力。此案判决后，一些认识林增光的人看到了，都以为他已经拿到了这笔赔偿。林增光本人以及他在中国的父母都接到不少电话，这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胜诉后才能拿到律师费
华商报：代理此案六年以来，你们拿到过律师费吗？律师费是多少？
戴禺：在美国，律师代理伤害索赔案，都是在胜诉后才能拿到律师费。我们还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律师费。被告“双雄地产公司”的代理律师则不同，他们是按小时收费的，大约每小时收费300到500美元。
华商报：定案后能拿到多少律师费？
戴禺：根据纽约州的规定，律师费是赔偿金额的三分之一。美国其他州的规定不尽相同，比如加州能拿到赔偿金额的40%，怀俄明州大约是赔偿款的一半。这个金额看起来很高，但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一旦败诉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而且在审理期间，原告方面要请一些专家证人，比如医生、精算师等等，这些专家证人出庭一次都要付一两万美元的费用。这些钱都是我们律师楼出的。
陪审员的选择对裁决有影响
华商报：虽然还没有最终定案，你们对目前的判决结果怎么看？
戴禺：我们对这一裁决结果还是很欣慰的。理论上知道可以判那么多，但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碰到。
华商报：我们知道最近美国有几起案例，都是白人警员击毙黑人后大陪审团决定不予起诉，裁决结果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就此案而言，陪审员的选择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大吗？
索大卫：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与我们合作办理此案的律师莫雷利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律师，他挑选陪审员很有经验。他需要做出判断，哪些陪审员可能做出对原告不利的裁决。因为人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甚至怀有各种各样的偏见，比如有人会认为一个移民不应该拿那么多赔偿。此案的陪审团由3名男性和3名女性组成，年龄从30岁至70岁不等。裁决出来后，莫雷利很激动，他认为“陪审团了解情况”。
不过，二审时如果法官在责任追究方面发现任何错误，有可能推翻整个裁决，案子要重新组建陪审团再审。就像20多年前著名的“美国老太在麦当劳被咖啡烫伤”事件，虽然初审判决麦当劳赔偿几百万美元，但经过上诉，陪审团做出改判，她最终拿到手的只有几十万美元。
美国冤案责任人会受行政处分，甚至会吃刑事官司
华商报：美国如果发生冤假错案的话，如何赔偿受害人？
戴禺：美国也发生过冤狱，比如“纽约中央公园强奸案”。1989年，警察在取证不足的情况下将5名黑人少年打入大牢，当时他们的年龄只有十四五岁。13年后真凶站出来认罪，2002年12月，这5名黑人终于洗清了罪名，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快30岁了。他们控告了纽约政府、纽约警察局、纽约检察官办公室等，控告遭到非法逮捕、非法监禁、非法判刑、恶意告发、错误宣判，并要求2.5亿美元的民事赔偿。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在任期间一直拒绝和解，官司打了12年，今年6月纽约市政府终于同意赔偿5人共4000万美元。
华商报：在美国，除了民事赔偿，当年办错案的责任人会受到追究吗？
戴禺：会被追究。强奸案会留下一些物证，比如精液和血液，可以通过DNA检验确认嫌疑人身份。如果负责DNA检验的是私人机构，可能被取消执业资格；如果是政府雇员，由于疏忽出了错，将会受到行政处分，比如降级甚至是解聘。检察官也是政府雇员，如果是疏忽犯错，同样会受到行政处分。假如冤案是担任上述两种职务的人蓄意为之，比如为了自己的业绩伪造证据，可能会吃刑事官司。
中美法律体系不能简单对比
华商报：戴禺作为一名华裔律师，对中美法律体系的异同怎么看？
戴禺：中美法律体系之间是不能简单对比的。因为两套法律体系都经过漫长的演变，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我本人曾经去过上海，在大街上见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女士声称有一名男子对她动手动脚，现场处理的警察询问了这位女士和遭到她指控的那名男子，还听取了在场的一些群众的说法。最后警察认为女士的说法言过其实，现场就把事情处理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警察的处理方式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有女士投诉有人对她动手动脚，接警的警察二话不说，首先会抓捕遭投诉的男子，把他带回警局照相、盖指纹、录口供，嫌疑人甚至还会在拘留所里拘留一晚，等他向法庭交了保释金才能释放。然后双方的律师介入、各自举证，再决定是和解还是起诉。这两种处理方式很难说哪一种更好。
我个人认为，美国警察在处理一些事情时有些小题大做。比如前不久发生的纽约小贩被“锁喉”致死案。那个小贩其实只涉嫌私卖香烟，是非常轻的罪行，可能是因为和警察发生了言语冲突，被警察从后面用胳膊勒住脖子，引发哮喘导致死亡，这个悲剧就是个美国警方过度执法的例子。
华商报记者 李珊
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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